对他来说要从头说起，就是1949年的时候，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？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派飞机接他去，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给他送机票，胡适及陈寅恪也南下了。
死亡既是生命的结束，也是生命的开始，对生者而言，具有重大意义。在这一学说中，天是最高存在，但既不是人格神，也不是什么实体，而是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，存在就是过程，并没有什么实体。
这里所说的大，与老子形容道时所说的大（字之曰道，强名之曰大），具有相近的意思，主要是指无限性而言，不是指空间上的大小而言。知虽然很重要，但毕竟有格物一层功夫，就此而言它不是本有的。在这里，只有求之于敬，求之于实践，而纯粹的理性认识是否能达到就很难说了。这种敬畏心又不是赎罪式的、忏悔式的，而是转到德性的实践和修养上，也就是敬德上。这实际上是吸收了佛教修养中关于定的内容。
朱子是一位具有理性精神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为什么又要在修养实践方面强调敬这种宗教精神呢？这是因为，在朱子哲学中有明显的超越意识，其太极说、其心说，都有这种特点。但是，儒学确实具有深刻的宗教精神，能产生宗教的作用，具有宗教的功能。这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在精神上、在思想文化这个层面上，我们确实发生了断裂。
我开始读书的时候，就感觉到提不出问题来，到后来慢慢地就有问题了。这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，北大之所以有名，特别在文、史、哲方面过去有那么多大师，培养出很多出名的学生，就在于它有一个好的传统，就是扎扎实实地坐下来读书。但是，虽然这样，他还是没放弃他写中国哲学史这个念头、这个想法。我开始读研究生，冯先生给我列了一个详细的书目，那书目很长，从先秦一直到近代。
你看现在，不管是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，进入了所谓现代甚至后现代，但一提起他们的历史、文化和宗教的时候，就有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、景仰的心情。但是他讲到中间的时候，不停地插一个故事，说一个典故，很有意趣，所以他讲课大家还是很喜欢听的。
开始的时候是在上世纪30年代，他写了一部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。他后来接受批判，学习马列主义，当然也是时代使然，一个人不能离开他所生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。郢书燕说这个故事说明，你对中国哲学没有真正了解，在没有进入的情况下，你就发表文章，那你的文章是不可能真正有学术根基的。但选题以后，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对研究状况的了解。
我想我读本科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哲学史，而且也读了一些书，现在一边读一边研究有什么不好呢。他这样指导是建立在让我独立学习的基础之上，有了这个基础他再来引导和指导。后来30到40年代，写下了《贞元六书》，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，体现了他的民族关怀。说的是，楚国有个人给他燕国的一个朋友写信，信是在半夜写的，他写着写着写困了，那个给他举蜡烛的人也困了。
你只要能提出问题来，冯先生感觉到你提的是问题，他就会指点你、回答你的问题。所以冯先生特别提醒我，不能望文生义，不能断章取义，要真正理解古人的意思，你读懂了再去批判。
文革结束后就是改革开放，他又重新写。记者：冯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，就是精神境界说。
我们在上本科的时候，主要是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，这些书要认真读，一句一句地读。他认为谁能救中国，我就跟着谁，在当时他认为共产党能救中国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。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。那个时候很年轻，好高骛远。到了文革期间他就写不成了。从苏联回来以后，他写了一篇论文，做了关于苏联的演讲。
没有认真读书，没有积淀，你就发文章，那发表出来的东西能是什么呢？他举的这些例子都非常生动，对我们教育很大，我到现在一直都还记着。但有了这点自觉，在当时就很不容易。
因为涉及了唯物史观的思想，就被抓起来了，后来还是被释放了。您是怎么理解的？ 蒙培元：这的确是中国哲学的精神。
记者：冯先生还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？ 蒙培元：他讲课有一个特点，他有口吃的毛病。我就按照冯先生给我列的书目按计划去读，经过几年阅读和学习之后，我才感觉到学然后知不足，我离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非常遥远，根本没入门，更不要说登堂入室。
到了晚年更加自觉和紧迫，他就是从中国哲学中挖掘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来的。那封信在文革的时候我看到了，是用黄黄的薄薄的一页纸写的。他无意之间把举烛两字也写到信里面了。信送到燕国以后，看信的人看到这个地方，看了半天不知道举烛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
一直写到他去世前，才把第七卷写完。《贞元六书》完成以后抗战也结束了，他想回到北平后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。
冯先生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，他要把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，让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真正发挥作用。批判起来断章取义，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也多是囫囵吞枣、断章取义，随便拿几句话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。
马克思主义以外的那些书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，你要先批判再阅读，这叫打预防针。新编有个很大的特点，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写新编的问题，从中可以看出，冯先生有很强的现实关怀，他要使中国哲学走进现代，特别是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，怎么对待传统，怎么对待中国哲学这笔精神财富。
记者：冯先生的两本书写出来后，他也很不满意吧？ 蒙培元：对，冯先生不是很满意。因为胡适是用美国的实用主义，即他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的。他说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的某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史，我是了解了西方哲学以后，又回到中国哲学，我要把中国哲学的精神讲出来。要再往前推的话，那就是1935年，冯先生到欧洲去了一趟，顺便也去了苏联。
冯先生不同意这样做，他说，你还没有读，还不知道书的内容，那怎么批判？他告诉我们，你先要阅读，先读懂，要优游涵泳，再说批判。蔡仲德先生在写冯先生年谱的时候，把冯先生的一生总结为三个阶段，改革开放后属于第三阶段，是自我回归的阶段。
冯先生也承认，他的试稿也是这样跟着别人、依傍别人来写的。但是冯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，他能容纳并接受和自己不同的意见，他确实有这样的胸怀。
在这一点上，冯先生始终坚持一条正确的道路，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1949年以后，冯先生曾经写信给毛泽东，信里说要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，毛泽东给他回了信。
